欧宁：我们不要放弃乌托邦的努力 | 空间认知VOL.4

VOL. 04

建筑不能规定生活，而是要追随生活；规划不要控制建筑，要让房子自己生长。

—— 欧 宁

深圳大学粤港澳大湾区创新设计实验室发起的“再南方”系列跨学科国际研讨会，2021秋季学期创新短课主题为空间认知 Perception of Space，基于“不确定性”和“改变”，围绕五个主题：“人·尺度” “家·日常” “设计（不）创新” “气候变化”和“新新空间”，从研究和实践两个维度展开。

研讨会由深圳大学特聘教授、大湾区实验室主任刘珩策划并主持，邀请国际国内的建筑师和学者，与艺术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地理学家展开跨学科对话，探讨建筑学未来面临的问题。

本文整理自「空间认识」创新短课第二讲“家·日常”中欧宁的发言，图片来自讲者分享的PPT，发布前经过讲者审阅。

刘珩 | Doreen Heng LIU

深圳大学特聘教授

南沙原创建筑设计工作室创建人、主持建筑师

欧宁是深大国际文化传播学院89级的杰出校友，他是策展人、评论家、作家，一直以来持续不断地从事着文化和社会学事业。2003年和2005年他拍摄了两部影响深远的城市研究纪录片《三元里》和《煤市街》；2009年担任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总策展人；2011年他创办了《天南》文学双月刊，担任主编，同时发起了致力于乡村建设和共同生活实验的“碧山计划”。2016至2017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建筑规划与保护研究生院教授“中国城乡研究”与“策展实践与地方营造”两门课程。2019年至今，他担任波士顿艺术设计与社会研究中心（CAD+SR）高级研究员。欢迎欧宁！

欧宁 | OU Ning

策展人、评论家、作家

感谢刘珩老师邀请我回深大分享。2015年《哈佛设计杂志》(Harvard Design Magazine)有一期主题叫做“计划家庭”，约我写过一篇文章，今天我就在这篇小文章的基础上和大家分享我的讲题《计划家庭：从空间到地方》。

今天的内容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空间与地方的区别；第二部分简要说一下建筑设计的前置研究；第三部分探讨中国人口与家庭尺度的变化如何影响到空间；最后，我们回到最重要的一点：如何营造一个舒适的家。

# 从空间到地方

FROM SPACE TO PLACE

“空间”是建筑师话语，而“地方”是地理学名词。建筑师的工作是营造空间，空间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丈量的、非表征的、很抽象的一个概念；但是地方不一样，是可表征的、有感情投入的，所以地理学家们觉得“地方”注入了很多人文概念。

举一个例子：当你买了房子，房子还是毛坯房的时候，它是一个空间；可是当你把你喜欢的家具、你的藏书、你的衣服……所有属于你的物品都搬进去的时候，你开始居住，那里就变成了地方。著名的地理学家段义孚在他的《空间与地方》中，对这两个概念做了很有趣的区分；列斐伏尔也讲过绝对空间与社会空间，绝对空间其实就是刚才讲的空间（space），而社会空间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等同于刚才所讲的地方（place）。

在这里我着重讲“地方”是什么。这个词的中文含义太丰富了，两个字代表很多意思，可以对应到许多英文，我举了这么多例子，最后把重点拉回地理学上的定义：地方就是有意义的地理定位，英文就是local/place/home.

传统地理学对地方的经典定义是一个地方应该包括三个要素：地理定位、场所和地方感。段义孚先生也曾经为了说明什么是地方，用地景（landscape）与地方（place）做出对照。地景的观看主体是在外的，而如果主体生活在内时，那就是地方。我今天讲的很多概念，其实都是要提醒建筑师：当你用空间概念的时候，有什么样的问题；当你说地景或景观（landscape）的时候，又会有什么样的问题。

比如西递宏村，当你作为一个游客到访，西递宏村是一个地景；而当你作为村民的时候，西递宏村就是个地方。由此我们认为地景具有他者性和无地方性，而地方就是土著性和本地性，它对应着不同的主体：游客、移民、本地人、土著。这四种概念都是流动的、可以转化的。

比如说，一位游客到了一个地方，他很喜欢，决定搬过来住，那么他就成为了移民；他在这里生儿育女，第二代就会变成本地人；第二代的子孙在这里居住久了，几个世纪祖祖辈辈在这里，祖先变得很久远，子孙们就会变成土著（natives），所以这几个概念一直是可流动的。不过这和我们讲地方和地景不太一样，最重要的一个区别就是地方的主体是在里面的，你是会被地方包围的，而地景是从外面观看的。所以最近我在主持成都天府公园大草坪的改造时，我说我们的大草坪不能只是一个landscape，成为一个只能在外面看、不能践踏那种草坪。我认为景观设计（landscape design）这个专业是我们需要重新定义的，景观不应该只是拿来看的，而是要拿来用的。

刚才讲到“无地方性”（placelessness），其实和法国人类学家马克·欧热（Marc Augé）提出的非地方（non-place）一样，非地方就是指机场、地铁、高速公路这些空间，这种空间主要是满足人和物的快速流动，在这种空间里面，你不可能产生记忆和认同感，因为这里面没有交流，所有这种空间都是非地方，都是高度相似的，它跟地方是二元对立的关系。随着现代性的发展，我们社会发展越来越快，非地方越来越多，地方越来越少。所以讲到今天的主题，家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如果你没有在某个空间里面安家，那个空间或者是它附近的区域就不会成为一个地方，你只有扎根在某个地理位置，在那里生活，在那里创造记忆，那里才会变成一个地方，“家”是地方的核心。

18世纪的时候有个叫安·李（Ann Lee）的人，为了逃离工业革命的人道危机从英国曼彻斯特来到新大陆，在美国创办了一个新宗教——震教。她说过一句非常棒的话，把地方讲得非常到位：“A place for everything and everything in its place.”我把它译为“万物之所，各安其位。”在这个地方里面，每个人、每个物种、每个物件都有自己的位置，这是一个很棒的对地方的解释。当时并没有像我们今天的地理学家那样有地方的概念，但是我们可以看看震教徒聚落是怎么一回事。

震教徒实际上是19世纪在美国流布非常广的一个宗教社群，因为他们的仪轨是狂热跳舞，所以主流社会给他们取名叫Shaker。全盛时期全美大概有两三万教徒分布在不同地方，主教区在纽约州。主教区之下有分教区，分教区是按地域划分，每个教区下有村庄聚落，这些村庄的布局都是有轴线的，聚落下面分为很多“家庭”，每个“家庭”有一个房子。

但是震教徒的“家庭”不是我们今天讲的亲子家庭，因为他们是独身主义者，是反对婚姻、采用公有制的社群。每座“家庭”的房子都是集体使用的，里面大概能住100至150个人。

每座房子都会有两个入口，进去之后有两个楼梯、两扇门，都是二元式的，都是分男女的。男性和女性共居在同一座房子里，但是各有各的设计和使用功能。他们的行政机制也是男女共治的，长老必须有男有女。

这是我在肯塔基州看到的一座震教村庄的楼梯，在震教的建筑里面其实很少见到这样充满了优美曲线的设计，因为震教不想彰显性别特点，但是因为这里离主教区纽约州很远，地方性让这里出现了这样的设计，非常有意思。

我们来看看他们的室内，这是大都会博物馆展示的震教家具。大家都知道震教的家具设计是可以跟德国的包豪斯或者是荷兰的风格派媲美的。他们的家庭不是亲子家庭，家具布置井井有条。Everything has its place，每件东西都有它的位置。墙上还有木钉子，椅子、扫把或者其他各种物件在不用的时候会全部挂起来，空间非常有秩序，这就是他们的教母安·李说的“万物之所，各安其位”。

为什么震教的家具这么简约优美？因为震教的工匠相信设计出家具——例如一把椅子之后，天使会走过来坐在上面。震教的工匠把手工制作的家具，当成是上帝通过他们来照料整个社群的工具。

通过震教徒的空间与家具布置，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所营造出的聚落，是大的家庭，而非亲子家庭。这个社群的制度会照料所有人，他们把家理解成是一个关爱的场域（Field of Care）。

关于地方我还打算多讲一点。70年代掀起了一股现象地理学（Phenomenological Geography）的浪潮，很多地理学家都试图用现象学的方法来探讨什么是地方的本质。他们都受到了海德格尔的影响，从海德格尔那里找到了对地方的解释：地方（place）是容纳“此在”（dasein）的一个空间，而“栖居”（dwelling）是你置身世界的一种方式。

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可爱的海德格尔。我们读过他的著作，觉得特别深奥。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些照片：他在黑森林边的小木屋、他和他的太太、他每天去打水、在厨房里劳作、过日常生活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哲学家特别有人的味道。我觉得这些照片特别有感染力地表达了在哲学和现象学上，海德格尔所理解的地方和家是什么。

上面的这篇文章，我相信很多学建筑的同学都应该看过，这是海德格尔后期写的一篇短文。其实就是解释栖居，并提出了“四重”（Fourfold）的概念。人栖居在大地上就是会死的，他认为人栖居在这个世上其实是与天、地、神共存在同一个维度上，他把天、地、人、神看做“四重”，当这个“四重”打开的时候，就是栖居展开的仪式。然后在与整个天地人神共处的时候，应该有节俭的、合适的度（sparing）。这就是“此在”的本质，也是地方和家的本质。

所以说到底，我们要扎根在某个地理的点，那里会变成你的“家”，由此来发展我们的生活半径，跟外面的世界交流，跟天地人神共处。有一个取自日语的词很贴切：“土着”，是指扎根在某个地理定位上，让这个抽象的空间变成一个有人情味的、有记忆的、可以发展社会关系的地方。

# 建筑学的前置研究

PROPOSING RESEARCH OF ARCHITECTURAL DESIGN

由此，我也想批判一下建筑师。建筑师一般是讲空间，但是在设计的时候，经常是不考虑使用者的。特别是我们现在身处于一个传播盛行的时代，很多建筑师本身的意志很强，想在建筑中通过营造空间来表达自己的个性，在传播中累积声望，个人表达的愿望太过强烈，所以就经常会忘记了建筑的使用者，所以我认为前置研究特别重要。

在2000年的时候，屈米就说过：“不存在没有事件的空间，不存在没有规划的建筑（此处的规划指的是program，而非我们说的城市规划的plan）。建筑及其社会关联和形式创新，不可能与发生于其中的事情分割开来。”屈米讲的这段话，一方面的问题是建筑师“受限”于甲方，因为甲方代表着功能需要；而另一个极端是建筑师不管甲方的功能需要，一味去表现自己，最后设计出来的建筑不好用，使用起来的问题很多。后面这个问题特别是在网络传播的时代下，是十分严重的。

# 中国人口与家庭尺度

CHINA'S POPULATION AND

FAMILY SCALE

和大家分享一下这张照片，这是在数十年前了。

“家”是离不开人的，人口与家庭的尺寸会影响到空间。我国以前提倡计划生育，是因为要把劳动人口的年龄提高，然后降低抚养率，通过控制人口来发展工业，这导致我们有了人口红利。但在实行过程中，因为存在传宗接代的传统观念，加之农业社会劳动力密集型的特点，大家都觉得要多生孩子才有多点劳动力，这样的观念导致计划生育实施困难重重。可是当我们把人口控制了下来、分享完人口红利，又出现了新的问题：人口老龄化，劳动力减少，男女比例失调。抚养成本和教育成本太高，导致很多年轻人不愿意生育。考虑到潜在的人口危机，我们开始鼓励生二胎、三胎，历史就是这样的轮回。实际上这些人口的变化，都会影响到建筑空间，影响到“家”作为一个地方的变化。

传统的中国喜欢大家庭，经常是四五代同堂。可以看到清末到民国是一个家庭尺寸不断缩小的过程，越进入现代时期，个人主义开始流行，孝道的观念开始改变，家庭的规模越变越小。

我们可以看一看对应的建筑空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波士顿的Peabody Essex博物馆把一座安徽黄山的建筑“荫余堂”直接挪移到了美国。我们来看一下传统的民居是怎么样容纳大家庭的，而且是怎么根据家庭尺寸的变化去调适空间、或者说去增加空间的。

荫余堂的平面还不算是最典型的，一般徽派民居典型的是回字形，荫余堂的一楼有八间房，一般徽派民居只有四间房，并且楼梯一般在太师壁后。它的楼梯位置改成了从房子两边上，是因为家庭成员增加了，房间不够住，所以加建了四间，突破了一般徽派民居的形制。二楼也是有八间房，有一个跑马廊的结构，是完整的回字型廊道，十分漂亮。我本人在安徽住过六年，买过一个徽派的房子，给大家看一下我住的房子。

第一张照片是在太师壁前。徽派的厅堂摆设十分讲究，中间会挂先辈的遗像，有条案，有八仙桌，两边有茶几和八仙椅。这是一种非常严格的儒家规制。本来太师壁后的楼梯是十分陡的，我为了缓和，让楼梯转了个折。

跑马廊可以从一边看到另一边，下雨的时候雨水打在瓦上，声音悦耳。住在老房子里，体验十分棒。尤其重要的是，当我把我妈妈、妻子、孩子和侄子带到这里住下，越多人在这里住就越能感受到徽派房子的妙处。这种妙处对于我们今天的启发暂时按下不表，后面再论。

徽派的房子，当人口增加的时候，会在回形的主体房屋之外加建房间和附属空间，以满足更多的功能需要，厨房一般都是依附主体建筑的。后来我还改了其它的房子。这是我在碧山做过的公共空间——我把它命名为“理农馆”，其功能包括画廊、咖啡厅、店铺、茶室、小型图书馆和学习中心等。

有一年我去新疆做刘小东的项目。当我在喀什看到这个高台民居的时候，第一眼就觉得它真是一座从土里长出来的房子，是不断层叠的。最开始它只有一层，随着生活需求而不断生长，孩子结婚后就会往上面再加盖。刚好这个民居群对面是上海的援建建筑，是使用所谓现代规划概念去新建的一块区域。在高台民居中，是建筑在追随生活；而在现代规划中，是建筑去控制生活。

基本上今天我的观点就是：首先，很多时候建筑师使用“空间”这个词的时候是没有人情味的；其次，景观设计是拿来用的，而不是拿来看的；再次，建筑不能规定生活，而是要追随生活，规划不要控制建筑，要让房子自己生长。规划不是controlling，而是sparing，是适度安排，天地人神共居于同一个地方。

回到徽派的房子，里面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呢？我在徽派建筑中看到了营造公共空间的秘诀。

从我们改造的另一个徽派民居的平面上可以看到，它原有的卧室特别小，可是作为公共活动空间的厅堂就有两个，用来吃饭和做事的地方特别多，这种家庭内部的隐私和共用空间的比例是徽派民居最重要的特点。由于个人使用的空间安排得特别小，所以你不得不共用外面的空间。这就是sparing。现代人装修总是想把家里搞得像酒店一样，富丽堂皇，甚至在客厅中装有酒吧。如果家里什么都有了，你就不会出去吃饭喝酒社交了，这样其实外面的社交场所就失去了意义，所以就导致了公共空间的荒芜。

深圳的市民广场为什么总是空空荡荡、无人使用？这是因为它在设计的时候是单一功能的，象征意义大于实用功能。但是布拉格广场的使用却十分昌旺，因为它旁边有博物馆、古迹、景点、餐馆、办公空间、住宅……多种功能围绕这个广场，所以它会火。也就是说，公共空间的多功能配置，或者个人的空间相对局促，其实会增加人们对公共空间的使用。

还有其他的案例和徽派民居的空间原理有相通之处。这是我在新西兰研究的“地歌”（Earthsong）生态村，村内的布局和道路都是残疾人可以无障碍使用的;再看看这些共享的房子：住宅和卧室都很小，没有私人厨房，整个社区共用几台洗衣机，割草机也是共享的，每天所有人都在共享中心（Common House）里轮流做饭和集体用餐，来访客人也住在共享中心。这种采用共居（co-living）方式的intentional community（可暂译为“理想社群”），是我研究的乌托邦社群的其中一种，其共同居住的概念对我们的居住文化来说是有参考意义的。这其实并不像以前的集体居住记忆，以前是被条件所迫，甚至是强制性的，现在的co-living是自主选择，有很大的区别。这样也可以节省很多资源，是一个非常环保的聚落，还能帮助人们走出孤独和隔绝。

刚才举的例子都属于家庭尺寸的变化和如何营造有活力的共同生活，然后我们很快会发现，过去的居住体验跟现代是完全不一样的。现在我们都居住在这种房子里：这是荷兰摄影师Frank van der Salm拍的香港，它代表了我们现在的一种典型的居住，挤在高层空间中，像鸽子笼一样。这种垂直高层是土地穷缺的表现，并不是什么现代性成就。人居建筑应该随人口和家庭尺寸调适生长，而不是将人塞入这种标准化的鸽子笼。

其实我们以前曾有过很多有趣的居住方式的。我非常喜欢风土建筑（vernacular architecture），也就是“没有建筑师的建筑”，例如意大利东南部的石头房子Trullo、伊拉克沼泽湿地中的芦苇房子。还有流动建筑(nomadic architecture)，例如印第安人的Tipi帐篷、喀麦隆的巴卡部落因为经常要在热带雨林里迁移而采集树叶临时搭建的房子Mongulu。我们的居住文化曾经是多么多元化！

我自己也试过不使用电，和碧山的村民在山上利用当地材料，靠手工搭建了一个异形的竹构。这是个有意思的尝试，不用现代技术条件，完全用传统方法。

讲到风土建筑，我还有一个观点供大家参考。我老家在广东湛江农村，我父亲长期在深圳罗湖城的曲艺社打工，为过境来玩粤曲的香港发烧友伴奏。他住在城中村里，觉得城中村中那些外立面贴着瓷砖的房子就代表着现代。所以当我们有钱给他回家盖房子的时候，虽然我认识很多建筑师，但我觉得不应该参与这个事情，而应该让他自己盖，最后他盖成了城中村的式样。我觉得没有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我们的村庄“共同体”的要求，他所设计的房子，他安装的门窗和防盗网，他所订购的灯具、窗帘和抽水马桶，都是这个共同体对现代性的想象，加上当代农村的不安全感，再加上跨地域的建材市场供应，“综合运算”出来的结果。这就是当代民间建筑，我也可以说是一种 anarchitecture，安那其建筑。我们不应带有美学偏见，也许你和我一样觉得它很丑，但是它代表了这个时代、这个阶层的共同想象。我写了一篇文章讲了很多具体的东西，才推演到这个观念。我从一个接触了很多前卫建筑的人，到最后理解了我爸在老家建的房子，其中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 地方营造

PLACEMAKING

最后我们来讲讲地方营造。如果我们把家当成温暖的地方，那我们如何营造这个地方？地方营造的经典定义就是把你只是想快速穿过的社区、乡镇和城市变成你不想离开的地方。

推荐大家去读段义孚的地理学著作。他在《空间与地方》里面讲到：“如果我们将空间视为允许移动，那么地方就是暂停，移动中的每个暂停，使得每个地理定位有可能转变成地方。”这句话可以简单理解为一句“日久他乡变故乡”。当你最初是一个移民的时候，这个地方可能只是个空间，没有感情，是很陌生的，但你在这里停驻下来、生活久了以后，有了感情和记忆，它就会变成一个“地方”。

这是他的另外一本书，《恋地情结》，讲的是人和地方或环境的情感纽带。我虽然觉得用一种“恋地情结”来表达“地方”，论述比较偏浪漫化，因为当说到家有多温暖的时候，女性主义地理学家其实也会提出相反的意见，一些女性并不会觉得家是个温暖的地方，因为有家暴的存在，所以家有时反而会成为一个暴力的场域，会成为产生仇恨的地方。而地方营造就是要减少暴力和仇恨，去制造关心和关照。

地方并不是停滞不动的，它是一直发展变化的，特别是全球化越来越厉害之后，所谓地方性（locality）也是动态的。当我们研究深圳这个地方的时候，大家觉得深圳最有意思的地方性是什么？你会发现这是个很难的问题。因为它的地方性都被全球化之后加速的流动性（mobility）稀释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需要寻找差异化的话，就不得不放大我们的家乡，把家乡从深圳放大到中国，再放大到地球。

因为全球化导致所有地方都充满了交叉混杂的文化，我们很难找到锚定在一个特殊的风土条件下的地方感，这个时候你就不得不用放大的“全球地方感”（global sense of place）来进行调适。当你走到街上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城市都充满了流动交通制造的噪音，这是地球的共性。当地球有这种共性的时候，你只好去其它星球寻找差异，或者进一步把地方感甚至放大到“星球感”（sense of planet）。星球感就是说地球是你的家乡，它是个生态世界主义的主张，是环保思想，但不是人类中心主义，不是什么“为子孙后代保护地球”，因为这句话代表了人类的自私，它没有考虑到地球上其他物种的生存权利。

所以为什么我这些年一直在讲地方呢，因为在新冠疫情后，我们的时代出现了重要的转向——地方转向（local turn）。疫情让流动停滞了，全球化受到了阻隔，我们不得不返回去寻找地方。这种时代背景也许会给传统的区域地理学带来新的机会，区域地理学主要就是探索和研究一个地方的特殊性。我们爱一个地方，是因为它的特殊性，与别的地方不一样。我们要把一个空间营造成一个地方，要靠人，要投注感情。我们不一定要回到自己老家，我们可以去到另一个地方，扎根下来，通过融入当地变成本地人（becoming native）。

讲回鸽子笼，也就是我们大多数人现在的居住体验。我们是否可以有另一种居住体验呢？肯定有。之前讲过的几种风土建筑，还有震教聚落等，与当代居住方式都相当不同。

在历史上也有过一些想象。傅立叶（Charles Fourrier）在十九世纪中期曾经设想了一个叫做“法兰斯泰尔”（Phalanxes）的乌托邦宫殿，他的设计非常有意思，他要把中间的部分安排为安静、没有声音的区域，在那里设置集体餐厅、会议厅、图书馆和研究室；左边部分用来安排工坊和儿童乐园，右边用来安排舞会和接待外来访客，两边都是比较吵闹的地方。整体是个集体居住的设想，后来影响了柯布西耶马赛公寓的设计。

这张效果图受到法国凡尔赛宫的影响，而且他把巴黎新兴的商业拱廊引入到建筑中去。本雅明在他的《拱廊计划》中提到了傅立叶的“法兰斯泰尔”，拱廊的设计能使它变成不受气候影响的全天候集体住宅。后来在19世纪末，法国有位工业家让-巴普蒂斯特·安德烈·戈丁（Jean-Baptiste André Godin）真的按照他傅立叶的构想盖了一个“家庭斯泰尔”（Le Familistère）出来，作为他的工人的集合住宅。

另一个设想是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在印第安纳州的新和谐公社，这也是个乌托邦巨构。一位叫托马斯·斯泰德文·维特维尔（Thomas Stedman Whitwell）的建筑师为欧文设计了这个建筑，做了一个模型去试图说服当时的美国总统。我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找到了当年的一张草图。

这个巨构可以容纳两万人，一、二楼是给已婚的人住的，三楼给未婚的人与小孩住，里面功能丰富，有花园、钟楼、舞厅、食堂和图书馆等，满足人类所有的需要，外部可以做农业、花园和商店。欧文把它理解为一个乌托邦机器，所有的想象很激动人心。历史上和今天还有许多其他的构想，这里就不一一详述了。

最后用两句话结束一下。上世纪八十年代新自由主义启动的时候撒切尔夫人说过：“我们别无选择。”她的意思是世界只有新自由主义这个路径选择，别无其它替代方案。但是，另一句是王尔德说的：“一张没有乌托邦的世界地图是根本不值一顾的。”

今天我们应该努力展开想象，在现实里寻找一些可能的替代方案，这可以拓宽人类的居住和各方面的可能性。所以，我们不要放弃乌托邦的努力。 

讨论 DISCUSSION 

《家·日常》讨论现场

刘珩：

非常感谢欧宁老师给我们带来这场非常有情感的演讲。欧宁老师能够把地理学、人类学、建筑学、社会学等各方面融会贯通，用深入浅出的方式给我们呈现家与日常的归宿，我觉得十分精彩，同时也听出了另一层意思：他对建筑、景观和规划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很多时候我们想方设法地用我们的学科创造出了没有“地方”的空间。希望同学们可以在欧宁老师有情感、有哲学背景的地域性研究中得到启发。

曾凡博 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助理教授 ：

欧宁老师从家庭生命周期以及家的关怀角度，提倡我们去做带有关怀性的空间。欧宁老师把日常上升到了更加哲学的状态，并跳出了建筑师的界限来思考“家”的边界。

肖靖 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建副系主任 ：

欧宁老师从海德格尔等哲学的层面，来区分“空间”和“地方”，以此出发来思考如何重新塑造有人情味的生活场景感。

塚本由晴 东京工业大学教授、犬吠工作室创始合伙人 ：

我对欧宁先生讲的内容特别感兴趣，他讲的内容和我的演讲有很多重叠的地方，有很多对空间概念的批判思考：空间的概念从哪里来？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我认为如果不谈空间的概念，建筑设计就不能真正触及当今全球性问题的核心。其实空间的概念在建筑讨论中是相对比较新的，特别是在日本，20世纪50年代后“空间”成为了建筑论述中的一个关键词。但在这之前，建筑师们并没有着重去讨论空间。是什么造成了这种差异和变化？希望在明年的研讨会中能够和欧宁先生继续讨论这个话题。

欧宁：

我其实很早以前就了解到了您的工作，我们的理念的确有相似之处，也都对空间的概念进行了批判。如刚刚所说，我非常欣赏一些地理学家的想法，因为考虑到更加人性化的方面对建筑专业来说会是非常有益的。今天我们也从您分享的项目中受益良多，这些项目完全不同于工业化的建筑设计和生产，对未来一代建筑师将是非常重要的启发。

现场同学提问：

我想问欧宁老师，我们现代城市的高层居住区中，其实也会设有会所和公共设施，这和公共空间有什么用的区别？我们目前的生活方式是伴随着社会发展进程而改变的，您是如何看待这样的生活方式？

欧宁：

高层建筑中的会所建筑，并不能理解成我在演讲里讲的公共空间。因为会所不是对所有人开放的，而是针对会员的场所。其实公共空间（public space）和共享空间（common space）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定语common表示直接的“共享、共用”，而public则不一定有这层意思，比如我们说公共财产，就是需要政府托管的，它在产权界定和法理意义上是公共的，但并不代表什么人都能直接使用。所以说common是人类终极的、人人都有权利使用的、平等的、甚至是其它物种也可以共享的——佛教说的“众生平等”的概念。所以我们从高层建筑回到地面，看看有什么可能性。高层建筑其实就是地表面积有限然后被迫垂直发展的空间模式，我说的鸽子笼式的居住方式，也是因为人口压力导致空间紧张，过度发展导致土地储备减少，所以只能往垂直方向发展。除了我们所习惯的高层建筑，是不是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这个替代的可能性在哪里？这是我们需要来探讨的和思考的。

刘珩：

欧宁老师从形而上到形而下、从家具到哲学，讲的范围很广。我觉得您勤于思考，也做了很多社会实践，从《三元里》到现在，您知识架构的严谨度和完整度是我很少见到的，想请您谈谈自己的知识是如何建构的。

欧宁：

我觉得如果你对未知的事物有着很强的好奇心的话，你就会钻研进去。比如说我最近做的地方音景研究项目，要去研究山西太原的声音与地方的关系。一般声学研究只停留在声音本身，但这次项目要把生态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艺术学、建筑学、传播学甚至历史学都关联起来，这样研究的范围就一下子变大起来了。我们通过公开招募，从60多位报名者里面挑出30位参与者，做工作坊和田野录音。开始时，我们要先进行广泛的阅读。我们列了一个超过100本书的书单，包括有可能会关联到的不同学科的著作和文献，希望大家有一定的阅读基础之后再去实地，或一边做田野一边阅读，去把理论在实地里进行验证，在工作坊里展开讨论和互相学习，没有人是老师，没有人是学生，大家都同时是老师和学生，我把这称作共学（mutual learning）。

把文献阅读和实地调查结合在一起，这也是我最近正在写的一本新书《乌托邦田野》的工作方法，它是关于19世纪以来世界各地的实验社群的。在研究的过程中，你会接触到很多理论，路过不同的地方，你在田野上走，你在路上走，在你觉得有意思的地方就会走出分岔来，你的研究的范围会不断地扩大。你要抓取吸引你的理论和知识，去把它们整合到你的研究框架中。抓取理论和整合知识的能力很重要，而这种能力必须通过你的实践来成型。写一本书，做一场演讲，策划一个展览，完成一个地方营造的项目，这些过程就是整合的过程。在面对很长很长的书单时你可能觉得很恐惧，但是这个书目中存在着特别有趣的世界，你不知道可能有什么样的分岔，你不知道它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新宇宙，这种可能性其实非常诱人。

深圳大学粤港澳大湾区创新设计实验室

「空间认知」创新短课第二讲

家·日常

时间：2021年10月28日

学术主持：刘珩

主讲人：塚本由晴、欧宁、李燎

点击海报了解「空间认知」创新短课

「空间认知」创新短课深度回顾正在于大湾区实验室公众号陆续推出，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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